發布日期:201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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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發展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并將發展與實現中國夢緊密聯系起來,強調“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夢的物質文化基礎”。經過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有了良好基礎。當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包容持續高效的發展推動實現中國夢。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發展是國家富強的決定性條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條件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我們要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
縱觀世界近現代歷史,經濟發展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決定性條件,英、美、德、日等大國崛起無不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基礎上。英國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完成了從農業國到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的蛻變。美國依靠優越的地理條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自由的經濟制度,后來居上實現了工業化,并借助兩次世界大戰成為頭號超級大國。德國、日本依托后發優勢,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后迎頭趕上,奠定了雄厚的工業基礎,在戰后又實現了高速增長,成為后發崛起的典型。
然而,經濟發展并不必然等于國家富強,更不等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國家競爭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富而不強的國家。歷史上,中國經濟總量長期超過歐洲,直到1870年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卻慘遭列強侵略凌辱。現代世界史上,蘇聯、東歐各國以及伊朗、阿根廷、利比亞等國家都是在上中等收入臨界線上下步入衰退境地的,有的甚至政權顛覆、社會混亂、國家解體。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之外,國家富強和長治久安還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尤其是政治、民生、軍事、科教、文化等領域的深刻變革和制度創新。后發國家尤其是后發大國,其經濟快速發展期多是社會矛盾積累并易于集中爆發的時期,社會建設及社會政策轉型在其崛起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世紀下半葉,德國在工業化快速推進中出現了嚴重的階級斗爭。為鞏固政權并緩和階級矛盾,俾斯麥政府創建了社會保障制度,幫助德國實現了對英國的趕超。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通過推出一系列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政策實現了社會轉型,緩和了階級和社會矛盾,使資本主義制度得以重生。二戰后,面對戰爭創傷和空前嚴重的社會危機,英國、瑞典等歐洲國家紛紛建立福利國家體系,對于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經濟增長、鞏固政權基礎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見,經濟發展是國家富強的決定性條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條件。當前,我國尤其需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加強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和諧。
深刻理解發展的豐富內涵,準確把握新階段對于發展的新要求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總是根據人民意愿和事業發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奮斗目標,團結帶領人民為之奮斗。黨的十八大根據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我國經濟社會新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新期待,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進行了充實和完善,提出了更具明確政策導向、更加針對發展難題、更好順應人民意愿的新要求。
發展的內涵十分豐富。在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不同,面臨的突出矛盾不同,發展的側重面和著力點也應不同。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工業基礎相當薄弱。面對一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和戰爭威脅,我國只能走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道路,以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當然,走這樣的工業化道路是有成本的,其最大的代價是城鄉居民生活改善緩慢。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還有超過2.5億絕對貧困人口。面對人民群眾迅速改善生活的熱切期待,在我國對外關系尤其是與主要西方國家的關系逐漸緩和的大背景下,1978年以來我們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迅速提升了綜合國力,大幅改善了人民生活,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發展奇跡。
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跨越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在新的發展起點上,我國依然有良好的發展組合條件:強大而穩固的國家政權,將為發展提供基本穩定的社會環境;工業化、城鎮化尚未完成和中西部地區發展還不充分,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巨大拉動力;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長期積累,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巨大支撐力;等等。但應認識到,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不斷變化的,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一變化進程是不斷取得成功的根本。當前,我國發展進程中的矛盾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給我國發展帶來新的嚴峻挑戰。
世界政治格局和力量對比大幅調整的挑戰。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政治格局逐步向多極化演變。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多極化演變的速度大大加快。在這一調整過程中,中國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西方國家一方面希望中國穩定發展,以分享發展紅利;另一方面不愿意看到中國繁榮富強,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遏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政治格局和力量對比的調整實質就是利益的再調整;同時,一個在世界上有更大話語權的大國,又必然是一個要承擔更大責任的大國。這是我們面臨的新的嚴峻挑戰。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而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成為常態的嚴峻挑戰。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大,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日益凸顯,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人口紅利日趨減弱、能源資源和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加大、生態環境壓力劇增等,凸顯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復雜性、艱巨性。與此同時,我國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全球針對金融危機的各項結構性改革尚未取得實質進展,未來5至10年能否出現重大的、能帶動全球經濟重回快速增長軌道的技術革命仍需進一步觀察。這意味著低速增長可能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全球經濟的常態,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將因此愈演愈烈,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很難再有過去那樣的外部經濟環境。內外部條件的變化給我國未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帶來嚴峻挑戰。
維護社會穩定和加強社會建設面臨的嚴峻挑戰。我們在為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時,必須對社會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保持清醒頭腦,加快研究解決社會和諧穩定、公平正義、走共同富裕道路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而絕不能把“發展”簡單地理解為“經濟發展”,不能把“發展是硬道理”簡單地理解為經濟發展是唯一的道理。蘇東發生劇變時,其人均GDP、科技水平、軍事實力、生活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大多超過我們現在,為什么會在那么短的時間崩潰了呢?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個“后車之鑒”就是要把握好發展的實質,把握好經濟發展與成果共享的關系,把握好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的關系。
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面臨的嚴峻挑戰。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們黨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但在新形勢下,黨要發揮好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還有很多歷史性課題需要解決。習近平同志指出,“與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相比,與黨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相比,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組織建設狀況和黨員干部素質、能力、作風都還有不小差距”,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與奪取政權時期乃至計劃經濟時期相比,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有效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是做好中國事情的關鍵。
面對嚴峻挑戰,我們必須轉變發展觀念,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包容持續高效發展,既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又要加快推進社會建設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正反兩方面的國際經驗表明,在工業化中后期實現發展方式轉變,是順利邁向高收入社會的必然要求。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擺脫貧困、實現起飛,需要轉變發展方式;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同樣需要轉變發展方式,而后者的難度和廣度遠遠超過前者。二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史表明,不少實現經濟起飛的國家由于未能成功實現第二次發展方式轉變,發展進程遭受重大挫折,甚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除了包括經濟發展,還包括社會發展等方面。在經濟起飛階段,影響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發展;而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的階段,社會發展方式和質量越來越重要。我國正處于邁向高收入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必須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同時,進一步加強社會建設、完善社會政策、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平衡,把加快社會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實現包容持續高效發展。一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提高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形成消費與投資協調、內需與外需協調、一二三產業協調的總需求和總供給結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擺脫關鍵核心技術大多依賴他人的局面。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加大城鄉統籌發展力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二是推動綠色發展。加快形成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不斷降低單位產出的土地、能源、資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與碳排放量,加大生態環境治理力度,改善城鄉居民生活環境。三是促進發展成果公平共享。逐步縮小收入差距,有效調控居民財富差距;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提高保障水平,持續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四是有效化解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風險。消除城鄉和城市內的二元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切實保障人民權益,及時有效調處征地拆遷、勞動爭議、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方面的矛盾糾紛。
深化改革,構建有利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加強社會建設的體制機制
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發展方式和重點與發展階段有關,也與基本國情和發展的時代背景有關。然而,對比不同國家的發展環境、發展基礎和體制機制等因素,不難發現發展方式和重點的形成更與發展的制度環境密切相關。因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最重要的是構建和完善體制機制。當前,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以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為抓手,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建立更加高效、更加規范和更加公平的市場體系的要求出發,進一步明晰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審批,合理下放審批權限,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監管機制和社會服務體系。
以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關系為核心,優化政府間權責配置結構,充分發揮各級政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性。建立健全地方稅體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增強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完善政績考核制度,破除GDP崇拜,引導各地走科學發展之路。
以完善市場基礎制度為立足點,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繼續推進要素價格改革,完善價格形成機制,讓市場供求引導資源和要素在企業、產業以及空間上的合理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釋放國有經濟活力。放寬市場準入、規范競爭秩序,讓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完善市場監管制度,努力消除經濟增長的負外部性,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以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為重點,構建有利于社會正能量不斷增強的體制環境。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加大二次分配調節力度,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構建高效率、全覆蓋、水平不斷提高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正確引導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社區和公共事務治理,構建公共決策過程中各種合法利益順暢表達、及時協調的平臺,形成社會矛盾有效化解機制,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牢固基礎。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