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是指沒有事實根據的消息。社會謠言則是指圍繞社會的某個公共事務所產生的謠言。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物價上漲過快、貪污腐敗案件增多、貧富分化差距大等社會問題在一定條件下會迅速激化，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另外，在我國，地震、洪水、傳染性疾病等災害、疫情時有發生。而在這些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件發生時，社會謠言作為一種有害的伴生物常常迅速傳播，對事態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容易引發群體性的非理性情緒與行為，不利于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如果任其發展，極有可能導致人心不穩、社會不安、國家動蕩。因此，科學認識、準確把握近期我國社會謠言的傳播特點及其形成原因，加強媒介的輿論引導，對于穩定民心，妥善處理公共危機事件，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近期我國社會謠言的傳播呈現出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蠱惑性強，隱蔽性強，無意識傳播和非理性傳播等新特點，對社會的危害性進一步增強。

第一，微博成了謠言產生、擴散的重災區，傳播速度更快，影響范圍更廣。2011年7月19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微博用戶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2011年上半年，我國微博用戶數量從6311萬快速增長到1.95億，半年增幅高達208.9%，在網民中的使用率從13.8%提升到40.2%。微博受眾的廣泛性和傳播的快速性，使之很容易成為虛假信息、不實言論傳播平臺，謠言在產生之后，往往借助微博的種種“圍觀”行為，獲得迅速而廣泛的傳播，引發公眾的誤解和不滿。  

第二，篡改正規媒體的報道內容，蠱惑性大、隱蔽性強。為了增加可信度，某些人篡改正式媒體上的新聞，再粘貼到網上，誤導受眾，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七一前夕，有一個微博以極其初級的拼圖手法發布了一副偽造的2011年6月25日《人民日報》的圖片，甚至上面一張圖片的右下角還有原上傳者的微博ID，但評論中不乏信以為真者。 

第三，謠言的無意識傳播和非理性傳播大行其道。以往的謠言包含的信息或多或少對傳播者來說具有某種重要意義，甚至關乎人身安全。所以傳謠者往往以相對審慎、嚴肅的態度對待謠言。而當今社會快節奏的生活使得不關心真偽的圍觀與跟風成了時髦。人們甚至以獵奇、娛樂的態度來制造或傳播謠言，使得謠言的無意識傳播和非理性傳播大行其道。例如，4月下旬的某一天，安慶17歲的在校學生夏某在玩電腦游戲的時候，突發奇想，發布了“安慶地區變態殺人團伙割取器官暴尸街頭”的帖子，目的只是為了引發別人的關注。又比如，6月11日晚，廣東省增城市新塘鎮大敦村發生一起民眾與治保人員糾紛引發的民眾聚眾滋事事件后，陳某造謠孕婦小販的丈夫被治安隊員“活活打死”這一謠言，直接加劇了增城群體事件的惡性發展。

當前，社會謠言的形成原因十分復雜。有些是因為民眾對某些問題的不了解，而有些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謠，制造社會混亂，以達到其險惡的目的。

第一，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為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溫床。當前我國既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許多難以預見的風險和挑戰，人們很難為自己的未來制定準確的預期，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難免會出現迷惘和浮躁，進而衍生出懷疑、猜忌、不滿和攻擊等負面情緒，這些情緒往往是社會謠言產生的心理動因。同時，近年來，公共安全事件頻發，加劇了民眾生活的恐慌心理，也為謠言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瘦肉精火腿腸、染色饅頭、硫磺生姜等食品安全事件，使百姓對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此外，少數極端突發事件給人們的心理帶來的創傷，也造成了社會心理的不安全感。

第二，科學知識的欠缺，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可乘之機。 歷史上許多謠言的形成，都是基于迷信或對科學的無知。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科學知識的普及，這類謠言已經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如今更多的謠言則往往是打著“科學”的旗號，利用普通群眾科學知識有限、對科學盲目崇拜等心理來實現的。近些年來，伴隨著一些破壞性較強的地震、冰雪災害、旱災等的發生，一些迷信的宿命論者將災害的原因歸結為日月食、太陽風暴、流星雨等正常天文現象。這些夸大其詞的言論由國外傳入國內，經網絡、手機短信等渠道進一步放大，在社會上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有關專家認為，類似的以訛傳訛、謠言四起，屢屢引發公眾情緒集體失控的事件，是公眾焦慮感和安全感缺失的集體釋放，是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缺失的一種表現，但根子還在于科學知識的缺失。2010年底，中國科協公布了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的調查結果：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為3.27%，也就是說100個公民中，僅有不到4人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比2005年的1.60%僅提高1.67個百分點。因此，人們在信息面前往往容易失去判斷能力，聽信謠言。

第三，社會信息管理的滯后，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機會。一是社會信息不夠透明。社會信息與民眾利益息息相關，如果社會信息不能有效公開，民眾勢必會對事態的進程產生種種盲目性猜測，從而導致謠言產生。二是信息監管技術落后。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新型信息傳播方式不斷出現，這給信息監管技術帶來全新的挑戰。目前，某些信息監管技術還比較落后，對一些新型信息傳輸領域的監管還不到位，致使有害信息得以傳播，其中也包含謠言的傳播。三是信息管理法律法規滯后。由于法律法規的滯后，許多新型傳播行為的性質難以界定，對這些新型傳播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往往也難以追究法律責任。在不能得到有效制裁和責任追究的情況下，謠言等有害信息傳播的成本和風險大大降低，客觀上助長了其滋生蔓延。四是信息應對能力不足。一方面不能及時組織有效信息對謠言予以反擊，另一方面，反擊謠言的形式、手段和方法陳舊單一，效果不好。這樣不僅不能有效破解謠言，反而使權威部門的公信力受到質疑。

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公信力的下降，使公眾的不信任感增強。個別權力部門和貪腐官員的劣跡讓人們產生了對政府、官辦機構及官員的不信任感。例如，江蘇響水化工園區2007年曾傳言化工廠爆炸，當地政府當時曾在第一時間出面辟謠，而最終卻被證實，當地政府由此失去公信力。因此，2011年2月10日凌晨2點，有人傳言江蘇響水縣陳家港化工園區大和化工企業要發生爆炸，陳家港、雙港等鎮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陸續產生恐慌情緒，并離家外出，引發多起車禍，有4人死亡、多人受傷。沒有人在謠言傳播的第一時間向政府報告，也沒有人向政府有關部門求證。有記者曾問：“如果謠言再來一次，還會出現萬人大逃亡嗎？”當地官員言之鑿鑿地回答：“不會！”但不少村民卻回答說：“還得跑，我們寧愿相信這是真的，保命要緊。”響水事件反映出居民對化工企業安全生產缺乏信任、對政府也缺乏信任。此外，近十年來，從凡事聽信專家觀點，到對專家持普遍懷疑態度，專家的話也越來越喪失了公信力，這就更使人們對信息難辨真偽，謠言借機散布開來。

第五，國內一些媒體及少數黨員干部紀律觀念淡漠，助長了政治謠言的傳播。近年來，少數黨員、干部紀律觀念淡漠，通過短信、境內外非法出版物，傳播和喜歡追逐誹謗中國高層的“秘聞”、“政治斗爭史”；在酒宴和小圈子內傳播小道消息和政治謠言，發表不利于團結統一的言論，在干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助長了政治謠言的散播。同時，某些小報、網絡刊發、轉載不實新聞，甚至制造謠言，惡化了社會空氣。

第六，網絡推手制造謠言，強化了謠言的擴散，挾持了網民的意見。在微博上傳播重大信息、擁有強大動員能力的并不是一般網友，而是意見領袖。近年來，一些網絡推手在網絡上散布謠言，許多網民難辨真假、信假為真，并發表一些非理性的意見和看法，致使網上輿論距離事實真相越來越遠。謠言一旦形成規模，群體效應將會顯現，即便有人發表質疑的言論，也可能很快被淹沒。虛假信息被廣泛炒作后，更會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催化劑”，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雖然許多傳言事后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但通過網絡迅速傳播，謠言仍然很快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蔓延開來。

第七，商業利益的驅動，是謠言滋生的經濟動因。當前，謠言與經濟活動的聯系愈益密切，一些謠言的“制造者”為了擴大市場份額、滿足一己私利，不顧社會道德，甚至不惜觸犯法律。例如，2011年3月下旬，聯合利華（中國）有限公司有關負責人多次接受采訪發表日化產品漲價言論，新聞媒體多次報道聯合利華等品牌的日化產品將于4月份漲價，增強了消費者漲價預期，引發部分城市發生日化產品搶購。散布漲價信息前一周與后一周的市場銷量相比，上海超市日化產品銷量平均增長21.2倍,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

第八，西方敵對勢力制造和利用各種謠言，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美國發生“9.11”事件之后，境外敵對勢力和境內別有用心的人，加緊了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步伐，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通過互聯網等信息渠道，宣揚各種錯誤觀點，制造和利用各種謠言，對社會熱點問題和敏感事件進行炒作，煽動民眾的不滿情緒。2011年2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以“互聯網的是與非：網絡世界的選擇與挑戰”為題，在華盛頓發表講話。她在演講中公開點名中國、古巴等是“實行書報檢查、限制網絡自由、逮捕批評政府的博客人的國家”，再次呼吁允許公開和自由地使用互聯網，并表示美國今年即將投資2500萬美元，以撬動更多私人資本的方式，“開發技術工具，使‘壓制性國家’的網上活躍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和一般公眾能夠繞過網絡檢查”。與之相呼應，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互聯網煽動非法集會，制造事端，挑起“街頭政治”，目的是想把西亞、北非的亂局引向中國，搞亂中國。

謠言將伴隨人類社會始終。打擊謠言的始作俑者誠然可行，但政府完善辟謠機制，提高公信力，使謠言無處可傳，無人可信，才是辟謠的理想方法和治本之策。各級黨委和政府應創新和加強社會管理，強化網絡輿情分析研判，加強對互聯網、手機短信等新興媒體的應用管理，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切分裂破壞活動，不給任何敵對勢力留下傳播反動、有害信息的空隙和機會，穩定民心，維護社會穩定。

首先，保障民生需求，維護群眾利益。謠言十分可恨，但謠言往往并非惡性群體事件的深層主因，而只是它的導火索和助燃劑。一段時間以來，最活躍的謠言都出在群眾意見比較大的方面，比如針對拆遷、城管，以及針對官員腐敗等。基層政府應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的公平正義，樹立“民生之事大于天”的理念，切實加強以民生問題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著力加強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領域的改革，更好地控制物價上漲問題，努力解決好民眾廣泛關注的就業難、看病貴、上學難、購房貴等社會熱點問題，讓百姓有幸福感和安全感。要主動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所需，在推進發展過程中，始終注意維護好群眾的利益，協調好各方面利益關系。絕不能簡單地以為了群眾的長遠利益為借口，損害群眾的現實利益，絕不能隨意地以符合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借口，損害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要主動推動信息公開，堅決不向老百姓隱瞞事實，讓社會的信息需求通過合法渠道及時得到充分滿足。

其次，提升政府公信力。謠言都具有攻擊性，能否成功應對，直接取決于政府的公信力。防治謠言的根本是執政為民，各級政府應坦然回應來自民間的各種質疑，通過強調政府的公開、公正、公平，確立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即公信力。此外，還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律法規建設，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使陰暗的、偏頗的謠言在曝曬中煙消云散。在這一前提下，政府防治謠言的相關機制建設是基礎。這些謠言防治機制有：一是信息、輿情的監測、分析機制，做到面對謠言能夠及時發現、迅速處理；二是權威信息的準確、及時披露和發布機制，即建立健全一整套政府辟謠的科學程序，進一步提高政府應對謠言的能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新聞發言人制度和政府公共微博的建立。無論是“搶鹽”風潮的迅速平定還是治理聯合利華漲價造謠的成功案例，都充分彰顯了權威信息披露、發布機制在防治謠言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建立健全危機管理體制，并自覺將謠言防控機制納入到既有的危機管理體制中。

第三，有效發揮微博時代“意見領袖”的作用。微博時代“意見領袖”是受高度關注的一群人，微博網絡名人的“粉絲”或“聽眾”可以高達數十萬、數百萬，日益成為網絡輿論的主力推手，在輿情事件中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發布信息，其微博往往是輿論的源頭；他們通過微博轉發和評論，可以將某一事件迅速推至輿論高潮，甚至還可以設置議題，改變公共輿論走向。尤其是在真相難明，流言滿天飛，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一些代表正確輿論方向的“意見領袖”，能起到辨明事實真相，遏止社會流言，把握正確輿論導向的作用。因此，要加強與既有的“意見領袖”之間的溝通，同時，要培養認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意見領袖，積極設置議題，利用這些意見領袖來引導網上輿論，強化主流言論，孤立非主流言論。

最后，提高民眾的謠言免疫力。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噪音的干擾。傳播的時間和路徑越長，噪音的干擾也就越多，其原始信息失真也就越厲害。由于謠言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口耳相傳、互聯網和手機信息轉發等方式，所以在傳播的過程中有許多異質的信息接收者兼發送者。他們在收到信息以后往往根據自己的喜好和臆測，對該信息進行主觀的“編輯和加工”，造成真實成分遞減，信息的失真度不斷加大。因此，要減少謠言的傳播，降低謠言的危害性，必須設法提高民眾的謠言免疫力，減少傳播謠言的參與人數，增強他們對小道消息的批判能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做到不信謠、不傳謠，從而切斷謠言傳播的途徑。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副研究員姜勝洪 ）（求是理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