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面臨日益嚴峻復雜的形勢，這雖與金融危機背景下國際經貿形勢不斷惡化有關，但也暴露出我國外貿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當前，我國在出臺措施支持外貿企業渡難關的同時，更要加大外貿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力度，這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穩定外需的必然選擇。

一、對外貿易發展模式已經到了調整的關鍵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國不斷推進外貿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逐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全球化要求的貿易體制。但同時，我國外貿發展模式又相當脆弱，一旦國際環境發生大的變動，就會對整個出口部門及相關產業形成沖擊。

外貿依存度高，增加了對外貿易的不穩定性。外貿依存度是外貿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是判斷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指標。與世界主要貿易大國相比，當前我國外貿依存度仍超過60%，明顯偏高。一旦國際市場出現波動，就會經出口部門迅速傳導到國內，危及國內相關產業的健康發展。特別是我國外貿出口市場集中于歐盟、美國、日本等國家及港澳臺地區，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在進口方面，我國工業特別是尖端技術，如數控機床等領域，對國外設備、原材料和零配件的進口依賴程度相當高，極易使我國對外貿易和整體經濟運行出現不穩定。

對外貿易失衡，面臨國內外的諸多挑戰。近年來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擴大，2011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達到2000多億美元，由此帶來了不利影響。從外部看，中國與一些貿易伙伴摩擦增多，2011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貿易救濟調查67起，以美國為首的逆差國將其逆差以及赤字歸咎于人民幣幣值低估，對人民幣形成了持續和較大的升值壓力。從內部看，貨物貿易順差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形成了較大的管理成本和風險敞口，尤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出口結匯人民幣的大量投放，造成了基礎貨幣的迅速增長，增加了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和復雜性。

貿易結構不合理，制約著外貿長期健康發展。貿易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一是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低，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的產品比重更低。出口增長主要依賴資源、能源、土地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密集的資源性產品，既為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壁壘限制我國產品提供了借口，也對我國資源能源供給和環境承載力造成了壓力；二是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還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雖然加工貿易在引進外資和解決就業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如果不能加快引導外資和勞動力向產業鏈的高端延伸，推動相關配套產業升級，就很難從根本上實現貿易平衡；三是服務貿易明顯滯后于貨物貿易。從國際經驗看，如果沒有金融、保險、電信、研發、物流運輸等服務貿易的支持，貨物貿易就難有競爭力。特別是服務外包作為一種新型的加工貿易方式，在我國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可以說，我國外貿領域存在的不均衡、不可持續問題，在制約對外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影響到國內產業的安全。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外貿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將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統籌起來，妥善應對。

二、對外貿易調整的方向在于實現內外需的良性互動

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這既對加快轉變對外貿易方式提出了要求，也突顯了調整對外貿易格局的緊迫性。當前，加快促進對外貿易調整，其基本方向應在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實現內外需的良性互動。

根據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內需與外需是相互促進的關系，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一方面，內需是外需發展的穩定器，擴大內需相應地會增加進口，保持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為穩定出口奠定基礎；內需增加也有助于國內市場充分競爭，提高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外需是內需的助推器，通過穩定外需，可以穩定國內就業和勞動者收入，為擴大內需尤其是增強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創造條件，并有利于增加投資機會，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

從實踐來看，內需與外需共同構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廣闊市場空間。中國人口眾多，市場空間大、內需潛力大，只有立足內需，才能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始終立于不敗之地。我們通過發揮國內市場的規模經濟效應，不斷完善市場環境，有效降低了生產與交易成本，培育了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本土品牌和企業，為出口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產業基礎。同時，通過外貿出口，中國儲備了大量建設資金，并通過市場競爭、產業集聚和技術外溢等路徑，不斷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資料顯示，長期以來外貿直接帶動就業人數已超過8000萬人，其中60%來自于農村，有效增加了農民收入，為開啟巨大的農村市場創造了條件，有力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分析內需與外需的關系，不僅僅是要說明兩者的孰重孰輕，實際上，在不同時期它們的作用是不同的。隨著一國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發展重心往往要在內需和外需之間發生轉移。總結國際經驗，這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美國在二戰后制定了“馬歇爾計劃”，借助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經濟騰飛，上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則調整為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模式，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又采取措施刺激經濟和鼓勵出口。日本在二戰后也經歷了由“貿易立國”為導向向“廣場協議”后積極擴大內需的經濟戰略調整。近年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加深，德國政府也積極推動經濟重心轉移，從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向更多依靠內需的方向轉變，爭取早日實現經濟復蘇。

當前，我國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國內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需顯著變化，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強化，支撐我國外貿增長的一些基礎性因素正在逐步削弱。內外需失衡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發掘內需的巨大空間和潛力，就很難使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順利推進。從國際看，國際金融危機遠未結束，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全球貿易增速大幅回落，風險因素增多，經濟低迷可能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因此，要保持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避免出現大起大落，只能更加依靠國內市場。

實踐告訴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內外需關系要把握住兩點。第一，內需與外需都不可或缺。擴大內需，一定是在開放條件下的擴大內需，在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的國際大背景下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不斷提高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水平，不斷增強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第二，在目前經濟形勢下要更加強調以擴大內需為主。穩定外需，一定是有利于擴大內需的穩定外需，要通過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發揮外需對促增長、保就業、調結構的帶動作用，為深入實施內外需的協調發展贏得時間和空間。

三、積極調整外貿發展模式，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創造條件

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是我們新時期加強和改進外貿工作的基本方向。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就是要通過貿易結構和貿易方式的調整，有效穩定外需，發揮產業聯動效用，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帶動內需市場的成長，最終實現內外需良性互動的經濟發展格局。

實現外貿發展與產業調整相協調。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與其產業政策密切相關，對外貿易模式的調整，必然會對經濟發展及產業政策產生較大影響。在當前“擴內需、穩外需”的大背景下，我們要更加注重對外貿易對產業發展的正面效應，通過外貿模式的調整及貿易結構的優化，來促進產業政策的實施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踐中，一些地方將引進外資與當地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通過引進外資推動當地科技水平進步、促進產業布局優化、提升經濟運行質量，取得了良好效果。印度軟件產業發展也是這方面的例證。近年來，印度將重點扶植的軟件產業與外貿出口相結合，一方面提供專款開拓國際市場、減免關稅、在國內外舉辦研討會和展覽會，為軟件出口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另一方面通過充分利用外貿出口帶來的市場、技術與資金，促進軟件產業不斷優化升級。軟件產業基礎的奠定，為印度發展軟件服務外包提供了保障，推動了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使印度在承接服務外包產業轉移過程中始終處在有利地位。

實現外貿進口與外貿出口相協調。進口與出口相協調是當前我國對外貿易模式調整的重點。這是由三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在現行的貿易發展條件下，無論加工貿易還是一般貿易，都過多地倚重出口的作用，進口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拉動潛能并未充分發掘；二是中國對要素資源的依賴程度高，但在國際上不掌握對重要資源性產品的定價權；三是實現貿易再平衡以及有效利用外匯儲備，都離不開進口這一環節。“十二五”時期，我們需要調整以出口為中心的外貿發展思路，應按照發揮比較優勢、彌補資源不足的原則, 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進口工作，提高進口便利化水平，拓寬進口渠道，增加能源原材料、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消費品進口，充分發揮進口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拉動產業升級中的作用。

實現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相協調。研究表明，服務貿易在貿易平衡方面比貨物貿易更具彈性，通常在服務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都具備更強的國際競爭力，更容易掌握貿易模式的選擇權。當前我國服務貿易明顯滯后于貨物貿易，貿易結構不平衡，因此，要將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擺在優先位置。首先，要調整貿易結構，加大對服務貿易的扶持力度，以服務貿易帶動貨物貿易發展，實現二者良性互動。其次，服務貿易的良性發展離不開內部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要以“穩定傳統服務，拓展新興服務，優化服務貿易結構”為服務貿易調整的方向和路徑，既要促進傳統服務業發展，也要積極推動新興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發展服務貿易要著眼國內經濟，要立足于我國是人力資源大國的國情，通過服務貿易對服務業的拉動作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吸納大量包括高等院校畢業生在內的勞動力，以緩解國內就業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