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這一現象被世人譽為“中國經濟奇跡”。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步入了關鍵期，如何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再爭取20年左右的平穩較快增長？阻礙或支持這種平穩較快增長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一方面，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將伴隨著一些原來增長過程的“終結因素”(導致潛在增長率降低、經濟增長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人力資本制約。人口紅利經過頂點之后，將面臨向下的收斂趨勢，我國社會也將進入所謂的“未富先老”的狀態，原來這方面支撐發展的力量將變成人口老齡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相對優勢將逐步消失。二是資源環境制約。資源和環境這兩塊短板，是伴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整個過程的硬約束。三是從生產力物質層面上升到人際關系、生產關系層面的一些制約因素的凸顯。例如，分配關系、財產關系以及所帶來的人際關系、社會問題的矛盾壓力。諸如此類的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綜合作用，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很大壓力和制約。

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也存在一些能夠對沖下行因素的力量。

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帶來的成長效應。按有關部門的統計，雖然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0%這個標志性的臨界點，但根據其他經濟體的經驗，城市化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區間才會相對穩定下來。城市化率的繼續上升，必然會帶動物質產品加上金融資產合在一起的資本潛力的進一步釋放，并帶動人力資本、土地資源資本化等諸多潛力的進一步釋放。特別是人力資本潛力的釋放，對于經濟的繼續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貫徹科學發展觀、走創新型國家之路中“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作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走創新型國家道路必將具體落實到一系列的運行機制和重大項目中，從而使新興產業發展帶有明顯的高科技化、技術密集等特征，并促進傳統產業也實現必要的升級換代。其中，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等三大生產力要素與科技之間，并非表現為簡單的并列、加總關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乘數關系，即三大要素之上應該施加一個科技的乘數，科技以乘數作用使生產力升級換代進一步解放，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這顯然也是一個能夠對沖下行因素的重要力量，體現的正是后發優勢。

再次，在“頂層設計”下上下互動取得配套改革的紅利。這是值得我們積極爭取的、可使中國經濟繼續成長而全要素生產率繼續提高的重要因素。例如，僅就新一輪“價稅財連動”改革中的資源稅改革論，其效應決不能僅從財稅視角來考慮，而需要將其上升到整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高度來認識。資源稅改革雖只是諸多改革任務中的一項，但它具有多重的正面效應，即形成長期、可持續的節能降耗杠桿，同時，它還將引發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配套改革，從而產生緩解矛盾對沖經濟制約因素的力量。諸如此類的這種配套改革的紅利，將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大量出現，并在促進改革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

最后，“社會管理紅利”。在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中，決策主體、管理主體與社會公眾更為有效的互動，通過不同利益集團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尋求最大公約數，這方面顯然具有目前發掘尚遠遠不夠的巨大空間。充分利用這種空間，也就是化解矛盾以提升和諧度、可持續性和全要素生產率。這是十分值得努力爭取的一種“社會管理紅利”。

總之，我國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勢在必行。雖仍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矛盾包括長期不確定性的問題，但在通過宏觀調控等措施于短期內避免較大問題發生而維護穩定的同時，如果實質性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處理好各種矛盾和大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與后來居上的潛力，我國仍能抑制導致經濟下行的因素，再爭取20年左右的“黃金發展”高速增長期(年均速度的適當走低，如回落到年均7%左右，屬于必要的、正常的漸變，仍屬于“又好又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