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發生在新中國初期，從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經濟轉變為計劃經濟；第二次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后，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次轉型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擬對這兩次轉型的歷史過程及原因作些分析，然后通過比較，初步探討這兩次轉型中的一些異同。

第一次轉型：對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造

新中國經濟體制第一次轉型的歷史過程比較清楚，各方的記述并無明顯差別；但是，以往對轉型原因的分析似嫌不夠深入，主要是未充分注意特定歷史環境的影響以及當時經濟政策的一些內在矛盾。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成因進行再探討。

(一)第一次經濟體制轉型的實質及核心內容

第一次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大致始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后，結束于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年，中共在經濟方面的主要任務是穩定和恢復國民經濟，后四年的主要任務是開展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和進行所有制改造。

新中國經濟體制的第一次轉型，其實質是對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造。從體制轉型的角度看，這一過程的核心內容有兩個：一是改變所有制的成分和各種成分之間的比例結構，二是改變計劃與市場在經濟體制中的地位。

在所有制成分及其比例結構方面，新中國成立時是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過，其成分及比例結構從那時起就開始發生變化。最關鍵的變化是新政權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國營經濟。除國營經濟之外，當時還存在其他四種經濟成分，即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此外，還有一些外資企業。對這些不同的經濟成分，1949年《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

實際運行中，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國營經濟在金融、工業和交通能源等方面很快取得了領導地位，但私營和個體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據統計，1949年私營工業(不包括個體手工業)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17.8％，但其產值卻占工業總產值的48.7％；1952年這組數據分別為14.8％和30.7％，變化不大。在吸納城市就業方面，私營、個體經濟更是有著十分突出的表現，1949年在這部分經濟中就業的比重是95.53％；到1952年仍然達到92.27％。

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年處于一種混合狀態，既有計劃又有市場。國營經濟從一開始就實行計劃，少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實行半計劃。不過，由于新政權承認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現狀，實行保護和發展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希望利用市場來恢復和活躍經濟；總的來看，市場仍在發揮作用。

從1953年起，中國走上了經濟體制轉變的快車道。這一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最初的設想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大約需要10至15年，但實際只用了三四年的時間，速度之快完全超乎政策制定者們的預想。1956年，中共八大正式宣布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按照當時的認識，經濟方面已基本達到了兩條標準：一是形成了以國營和集體為絕對主體的單一公有制，二是開始全面實行計劃經濟。

 (二)由歷史與現實塑造的指向計劃經濟的路徑

新中國在短短七年左右的時間里建立起以單一所有制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使我們不能不嘆服中共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是，人們不可能憑空創造歷史，執政者意志的實現是以現實為依托的。那么，究竟有哪些歷史的和現實的因素制約著新中國的選擇呢？筆者認為，在這一過程的初始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年，應特別注意以下四方面因素：

1.舊中國的遺產——龐大官僚資本和半統制半市場經濟的作用

歷史是不能被割斷的，新中國是在舊中國的遺址上建立起來的。革命迅速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不可能立即改變舊的經濟基礎，舊的基礎必然對新中國的選擇產生某種作用。

眾所周知，舊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的大國，以傳統農業為主，工業極不發達。筆者尚未見到關于1949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成系統的統計資料，但查找到的一些數據亦可說明此種狀況。1949年前后，在中國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產值占84.5％，工業產值占15.5％；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73.6％，重工業占26.4％；另有資料說明，當時中國工業主要是手工業，其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5％。據1951年粗略推算和估計，新中國成立時新式工業生產總值僅占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的10％左右。

以往在分析舊中國經濟狀況時，學者們關注的是如何說明其落后狀況，而很少分析它在新中國構建經濟體制時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內在的、深刻的。在國民黨統治末期，盡管從總體看中國的資本主義很不發達，新式工業的基礎十分薄弱，但其經濟體系有兩個突出特點：

一是官僚資本在中國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為一半以上。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是抗日戰爭的結果。官僚資本因接收日本在華資產而急劇膨脹；外國在華資本比重出現大幅下降；民族資本在戰爭期間損失慘重，戰后亦受洋貨傾銷和國家資本的擠壓恢復緩慢，難掩頹勢。經過這場戰爭，中國總資本損失慘重，資本結構亦發生深刻變化。據統計，戰前1936年與戰后的1947年、1948年相比，中國資本總額由258.04億元銳減為142.45億元，但官僚資本所占的比重由31.52％增加為53.85％；外國資本則由35.96％減少為7.84％；民族資本的比重由32.53％增加為38.31％。與官僚資本主要集中于產業資本和金融業資本不同，民族資本主要分布在商業資本中，占中國全部商業資本總額的95％以上。

二是舊中國并不存在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其中，官僚資本的生產經營主要是統制經濟，受戰爭、國家利益和統治集團利益需要支配；其余外國資本、民族資本、個體經濟要依靠市場生存，同時也受政府管制的極大約束。國民政府在戰時實施的統制經濟，主要是在金融、工礦、電氣、軍用制品等領域，對企業采取國營或公營的形式，進而壟斷其生產、銷售等環節，實現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和調節，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達到滿足戰爭需要的目的?？箲鸾Y束后內戰接踵而來，國民黨對經濟的統制并未放松。

為實施經濟統制，國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規條例，設立經濟部系統，并將資源委員會等劃歸其管理。早在1935年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國民經濟建設實施方案》中就已有統制經濟的思想。1938年《非常時期農工礦工商管理條例》規定了47種農工礦主要產品為戰時管理物品。次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宣布“實行統制經濟，調節物資之生產與消費”，全面確立統制政策。1942年《國家總動員法》規定對于總動員物資得征購、存儲，對其生產和販運得管理、節制、禁止，對日用品交易、價格、數量也加以管制，統制經濟的強度不斷加大。這些統制政策雖然沒有完全實施，但憑借官僚資本的壟斷地位，已足以對國民經濟實施統制，并影響到市場中的其他部分。以重要戰略物資錫為例，由于政府壓低收購價，錫產量的增長只是來自官營部分，民營部分則呈負增長，1942年減至1938年的52％，1944年更減至8％。

雖然在政策上國民政府提倡保護民營，強調政府經營的經濟事業種類不宜過多，除軍工、主要鐵路、大規模水力發電等外，均可由人民經營；但實際上，統制經濟下的民族資本已無力投資于產業資本。曾是民營傳統的棉紡和面粉工業，產量比抗戰前跌落一半。商業資本在抗戰后1947年、1948年的民族資本中達到2/3強。

由于舊經濟體系的這兩個特點，新政權在沒收官僚資本之后可以相當順利地建立起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并在這一部分率先實行計劃經濟。原先的半統制半市場經濟實際也延續下來，只是共產黨的廉潔和高度的組織性使新政權對經濟的管制遠比國民黨時代有效。

此外，舊中國經濟體系還有一個基本特點，即手工業和農業以個體經濟為主，它們始終是數量巨大但力量最弱的一部分。無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恢復經濟的過程中，還是在稍后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對待這一數量龐大的群體都是一件困難而復雜的任務。由于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已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而這一分散龐大的群體自身不可能形成一致目標，這就決定了他們基本會跟著共產黨走。

2.為鞏固政權、恢復經濟采取的政策措施產生的雙重效果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惡性通脹，主要是物品短缺、高失業率、財政收支失衡等嚴重問題。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成為經濟領域最重要的任務。中共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扭轉了經濟局面，同時也在有意無意之中形成了一條導向計劃經濟的路徑。

為穩定經濟，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個重大措施是打擊銀元和外幣的炒賣。上海是當時投機資本最為猖獗的地區。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查封證券大樓，逮捕了投機操縱者。對銀元投機活動的這個致命一擊同時也意味著取締了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的高端，它被取締后雖有過短時間的恢復，但很快就又關閉了。

 “銀元之戰”后，面對投機資本轉向炒作糧、棉、煤的情況，人民政府通過全國范圍內大規模調運這些物資，并選擇適當時機投入市場，又取得了“米棉之戰”的勝利。此后，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就有針對性地、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加強。作為穩定物價的重要措施，國家控制了糧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以及主要原材料的供應和銷售。抑制投機活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出臺，意味著物價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由市場決定。

為從根本上穩定物價，還必須實現財政收支平衡。1950年3月，政務院作出《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此后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全國財政收入、全國物資調度和全國現金管理的統一，“奠定了以集中統一為基礎的財政經濟管理體制的雛形”。

全國物價基本穩定后，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對物價的控制與管理。1950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物價工作會議已經基本確定了各級部門制定物價的程序：“由中央貿易部領導各中國專業公司物價部門計算出全國各大城市的物價標準；由各區貿易部領導各區公司計算出本區各主要中等城市的物價標準；由各省商業廳領導各省公司計算出本省內各中小城市的物價標準”，并要求以命令下達所屬部門執行。這樣，在最能體現市場經濟活躍程度的物價領域，計劃的價格形成機制開始不斷強化。

對金融業，《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其“應受國家嚴格管理”。對私營金融業，政府運用“政治的(主要是行政管理)和經濟的(主要是業務競爭)”方式，于1952年底完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率先將其納入計劃經濟。

在勞動力就業方面，面對超過百萬的龐大的失業人數，為保障就業，不允許資本家隨意開除工人，對舊公職人員實行“包下來”等政策。政府介紹就業和個人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政策實行一段時間之后，勞動就業開始實行勞動部門統一招收的計劃管理體制。

當時，政策制定者們在主觀上希望利用和發揮市場的作用。1949年《共同綱領》對私營工商業的原則是明確的，即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仍然需要利用私營工商業有利的一面，而限制其不利的一面。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中共一方面對經濟中的國有、國營部分實行計劃管理；另一方面也希望發揮市場作用，鼓勵私營工商業為繁榮市場、恢復經濟作出貢獻。為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私營商業方面，貫徹國內貿易自由的政策，允許私商有一定的利潤，“禁止各地隨便限價，任意禁止出口，不許私商購貨等現象，并取消路條、通行證、采購證明書等制度，整頓稅收，禁止同稅重征，制定合理的價格”。

然而，現實的發展使這種主觀愿望未能實現。1950年春夏之交，全國出現了市場蕭條、私營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增多等新的經濟困難。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的工作中，由于銀根抽緊、物價下跌、稅收偏重，許多私營工商業發生嚴重的資金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原有的領地被國營商店和合作社擠占，原料采購、分配、資金貸款等方面受到多種限制，營業利潤低，工人工資只能升、不能降等，許多私營工商業在經營上也陷入困境。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采取了一些調整措施。1950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與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制，對人民有利。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作了《不要四面出擊》的重要講話，強調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了。七屆三中全會以后，調整工商業的工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主要是從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進行，從貸款、稅收、原材料供應、運輸等方面扶持私營工商業的發展。

這種調整的結果，從表面看來是市場情況一時出現好轉，但實際上不僅私營企業的資金、原料受國家控制，其產品銷售亦受到國家的控制，依賴于國家的定貨、收購、包銷。在無形之中，私營工商業已經處處需要依靠政府才能生存，而政府也一步步地把私營企業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范疇。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之后，國家事實上對私營工商業進行了一次調整和整頓。當時看來，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李維漢指出：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私營企業的大多數……已不同程度地改變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關系，不再是純粹的私人資本主義性質，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會主義經濟相聯系的、并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了”。

考察新中國初期的經濟發展，對當時采取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作總體評價，可以得出這樣兩點結論：

第一，從鞏固政權、恢復經濟的角度看，這些政策和措施非常成功，并深受人民群眾歡迎。農業方面，1952年與1949年比較，農業總產值增長48.4％；工業方面，工業生產1952年超過抗戰前的水平，比1936年增長23％；1950年3月以后市場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到1952年已有220萬人重新就業。

第二，從利用和發揮市場作用的角度看，這些政策和措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在無形之中削弱了市場的作用。這一時期，私營、個體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49年的71.7％下降為1952年的51.2％。在上海私營工業總產值中，加工訂貨和自產自銷的比例變化明顯，1949年分別為10％和90％，到1952年則為58.8％和41.2％。

作為政策執行結果的這兩個方面，說明任何政策都有成本、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價。新中國初期經濟政策和措施的成功，表現在它解決了當時必須克服的困難，而所付代價有限，并且是隱性的。

隨著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不斷加強，市場在決定價格、產品和原材料供求、勞動力流動等方面的作用不斷弱化，無法正常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的一些形式雖然保留著，也有一些試圖繁榮市場的措施出臺，但這個市場其實已越來越不完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生命力。與此同時，計劃經濟成分在不斷增長，一系列行政干預措施所取得的短期效果也使得實行計劃經濟看起來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3.對計劃經濟的不同認知所展示的意識形態影響

長期以來，人們多把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看做是共產黨人意識形態和學習蘇聯模式的產物，并認為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出現的。這種流傳甚廣的看法與歷史事實并不相符。應該說，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是存在的，但絕非人們想象得那樣簡單和直接。

關于市場與計劃誰優誰劣的討論在中國由來已久，主張實行計劃經濟并非始自共產黨人。20世紀30年代，以自由市場為特征的歐美經濟遭遇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通過嚴密的經濟計劃取得了工業化突飛猛進的進展。當時，中國國內經濟界就有人提出“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經濟已經過時”。實現工業化是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的目標之一?？箲鹌陂g，中國學界乃至國民政府中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欲使工業化成功，必須有計劃的進行及以重工業為核心”；“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即政府根據國情與需要，將整個國家經濟如生產、交易、分配、消耗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聯系之精密計劃”。1944年，國民政府制定了包括工業、交通、農業等在內的《物資建設五年計劃》，并宣布戰后將實行“有計劃的自由經濟發展”，“人民的經濟自由與國家的經濟計劃融合為一體”。不過，國民政府雖有經濟發展計劃，但由于國民黨的腐敗和內戰的發展，它沒有貫徹執行這些計劃的能力和機會。正如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翁文灝后來承認，在當時的內外條件下，“計劃經濟的施行是絕對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前后，經濟中既要有計劃成分，也要有市場成分，是中共領導人的一個重要思想。雖然在共產黨人的一般觀念中，計劃經濟要比市場經濟優越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中共認為，經濟上十分落后的中國沒有在整體上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不僅不能消滅市場，還要利用它來恢復經濟、發展生產；計劃經濟只能先在國營部分實行，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則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事情。這種看法與中共對國情的認識有關，也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有關。早在1934年，毛澤東就認識到，對散漫的手工業實行“全部的精密計劃當然不可能”；但某些主要的事業，如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實行“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卻是完全必需的”。在1949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一方面不要以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不是向社會主義發展，而認為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向資本主義發展，那是極端錯誤的……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必須謹慎，不要急于社會主義化。”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仍強調，實行國民經濟的組織性與計劃性，“必須嚴格地限制在可能的和必要的限度以內，并且必須是逐步地去加以實現，而決不能超過這個限度，決不能實行全部的或過高程度與過大范圍的計劃經濟”。

比較舊中國與新中國政策制定者們對計劃經濟的認識，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差異：雖然雙方都認為中國經濟需要走計劃發展的道路，但雙方對于何時實行計劃經濟以及最終要建立何種體制的看法并不一樣。在國民政府的官員們看來，實行計劃經濟的理由是中國經濟落后，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后仍應實行自由經濟。而在中共領導人看來，正因為中國經濟落后，所以不可能立即實行計劃經濟，必須經過一個半計劃半市場的過渡階段；未來進入社會主義之后，則必然要實行全面的計劃經濟。

簡而言之，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人對計劃經濟的認識是變化的。計劃經濟具有優越性這一信念，作為意識形態因素發揮的影響，是逐漸增強的。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后，這一點就表現得十分明顯了。

4.冷戰國際環境的巨大掣肘

相對上述三個歷史因素，冷戰時代的外部環境對新中國迅速走上計劃經濟道路的影響可能更為巨大，這種制約作用主要是切斷了新中國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和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并迫使新中國完全與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接軌。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仍希望能夠較快恢復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往來，并抱著在不久的將來與西方國家建立起正常外交關系的愿望。因此，新中國初期的對外經貿政策也與這一設想相適應。

新中國成立之時，對外經貿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外國在華企業進行臨時登記注冊，允許其繼續營業，其稅負仿照國內私營企業。據統計，全國解放初期有外資企業1000余家，職工12萬人，估計財產5億多美元，其中英資占50％以上，美資占20％左右，且以外貿企業為主。二是貫徹“管制”和“保護”并行的外貿政策，實行“獎出限入”。一方面積極確立國營外貿企業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鼓勵并組織私商從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在“封鎖、禁運”前，私營進出口商較為活躍，其經營額約占全國進出口額的1/3，其中出口額約占全國出口額的一半，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方面，其所占比重較大。當時，香港在內地的進出口貿易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據統計，1950年上半年，通過香港出口4162萬多美元，進口3956萬多美元。

但此后，世界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急劇減弱。這主要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遏制和孤立政策。事實上，美國冷戰戰略的核心思想就是把社會主義各國隔絕于國際市場之外，使其在經濟上處于封閉狀態。朝鮮戰爭爆發后，新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對立被迅速固定化了。受此影響，國內的外商企業紛紛停業或虧損。在中國政府宣布管制美、英在華公私資產后，到1952年，外國在華企業資產已不足1949年的1/3。此時，主要從事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私營進出口商也受到嚴重削弱，其經營額僅占全國進出口額的7.2％。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外經濟往來的對象基本局限于蘇聯和東歐國家。獲取外國援助以恢復國民經濟的需要，朝鮮戰爭后加快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發展的需要，大大加快了中國走向計劃經濟的過程。一方面，要獲得蘇聯的援助，就要與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銜接，這就如同改革開放之后要與世界經濟接軌就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一樣；另一方面，中國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沒有實行現代化的經驗，此時除向蘇聯學習外，找不到更好的榜樣。所以，毛澤東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冷戰國際環境的影響是長期的，它不僅制約著新中國的初始選擇，也使得這種選擇日趨固定。在此后很長時間里，幾乎看不到能夠吸引中國脫離計劃經濟體制的外部因素。

 (三)單一公有制和全面計劃經濟成為大勢所趨

如上所述，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年，由于各種歷史與現實因素的交互作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條導向計劃經濟體制的路徑。而此后新出現的因素與原有的因素結合在一起，更形成一股強大的推力，致使朝著這一方向邁出的步伐不斷加快。

1.開展大規模建設為加快經濟體制轉型提供巨大動力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左右的時間，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隨之，開展大規模建設的任務提上日程，毛澤東也開始考慮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一五”計劃的制訂與作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策是同步進行的，并得到了蘇聯的贊同與巨大支援。1952年8月周恩來出訪蘇聯，就結束朝鮮戰爭問題和中國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問題同蘇方商談。9月，在周恩來返京當晚，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10月，劉少奇赴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向斯大林說明了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得到其首肯。1953年上半年，朝鮮戰爭結束，中蘇之間簽訂了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建設的協議。當年6月，毛澤東正式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于當年9月公布，隨后又被寫入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此同時，在蘇聯的幫助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制訂過程中開始實施，全國城鄉迅速形成參加和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熱潮。

在中共領導人的思想中，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與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當時稱之為“一體兩翼”。“一體”即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所謂“兩翼”，一是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失去“兩翼”，社會主義工業化將無法起飛。

在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時，中國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雖然中共領導人曾考慮過首先發展輕工業效果是否會更好些，但冷戰的外部環境、保障國家安全的需要使作出這種選擇的可能性消失了。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第一次提出趕超美國的問題。他說：“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和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說要趕過美國。”他還提出，主要是要在鋼鐵產量上超過美國，“美國就那么一點本領”。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因果鏈條：在各方面基礎十分薄弱、各類物資緊缺的情況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并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必然要求加強經濟計劃并建立全面的計劃管理體制；而為了保證這一體制的順利運轉，又需要提前進行所有制改造，并盡快完成這種改造。

2.三大改造的加速與“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通過前后，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陸續開始。三大改造的前半程比較平穩，后半程便不斷加速。其直接原因部分來自領導者的急于求成，部分來自事先難以預料的一些情況。然而，在分析上述因果鏈條之后，可以認為這種加速實為大勢所趨。

按照最初的設想，三大改造將是一個持續10余年的過程，基本方法是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農業合作化要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幾個階段。手工業合作化從建立生產小組開始，經供銷生產社再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主要采取公私合營形式，但其原則是公私合營應當根據國家的需要、企業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愿。從1953年初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大體是按照上述設想進行的。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最先開始，在加速過程中也起著領頭羊的作用。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過《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然而，當年秋季，毛澤東就要求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其重要背景是1953年大規模基本建設展開后糧食供應立即全面緊張。糧食收購不足，糧價上浮，由此帶動工資上漲、物價全面波動。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央于當年10月決定采取“統購統銷”的辦法。這一措施的實行，基本滿足了工業化建設對大宗糧食的需要，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物價穩定，同時也意味著需要盡快把農民組織起來。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隨后，毛澤東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全國農村立即掀起了合作化高潮。

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大致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重點是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即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有步驟地將擁有10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同時通過對商品實行計劃收購、計劃供應，把私營小批發商和私營零售商逐步改造為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私營工商業改造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重頭戲，原先估計這將是最困難的，但實際發展卻出乎意料地順利。1955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開始對某些重要行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即，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進入高潮。在1956年舉行的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公私合營走得很快，這是沒有預料到的。誰料得到？”現在，人們不難理解，在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越來越嚴密、市場逐漸失去作用的情況下，私營工商業已很難生存，也無利可圖。因此，很多資本家是抱著“丟包袱”、改變成分的心態參加公私合營的，這是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的一面；另一面他們“晚上抱頭痛哭”，則反映了他們內心的無奈與對昔日時光的留戀。此后，公私合營企業存在了大約10年左右，至“文化大革命”時最后取消。

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年冬季起步，發展較快。相當一部分個體勞動者認識到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得到政府扶持，他們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有實行合作的積極性。1954年6月，為了加強團結和發揮手工業者的積極性，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可采取手工業者代表會議的組織形式，把手工業者廣泛地組織起來。在農業合作化和公私合營的帶動下，到1955年冬，手工業合作化也進入了高潮。

1955年年底至1956年年初，大約在一兩個月的時間內，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相繼召開規模盛大的群眾集會，宣布勝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全中國都沉浸在一股盛大的狂歡節般的氣氛中，“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成為風靡一時的口號。就當時的情況看，三大改造受到各個階層的擁護，這既反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美好憧憬，也反映了大勢所趨時的從眾心態。

3.單一公有制和全面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

薄一波在解釋發動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目的時曾說：當時就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農業、全部手工業、全部工商業都納入直接的計劃經濟軌道。因為在50年代，只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的標志就是國家直接下達指令性指標，所以我們在發動三大改造高潮的時候，批判“四大自由”(實即批判商品經濟)，并認為連“小自由”都要搞掉。這樣的目的的確達到了。

經過三大改造，中國經濟成分的變化是極其明顯的。在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已居于絕對統治地位。這種情況反映到國民收入的結構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種經濟已達92.9％。在工業總產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會主義工業由56％上升到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由26.9％上升到32.5％，資本主義工業由17.1％下降到接近零。在商品零售額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由42.6％上升到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由原來的小私商組織的合作化商業由0.2％上升到27.5％，私營商業由57.2％下降到4.2％。

與此相適應，各種集中統一管理經濟的部門被建立起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覆蓋了整個中國的經濟。不僅在城市，也在農村；不僅在工業，也在農業和商業。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物價體制、物資供應體制、勞動人事體制和分配體制等等，無不在計劃控制之下。1957年，中國經濟的計劃程度和集中程度已達到頂峰。國家對企業下達的指令性指標有12項：總產值、主要產品產量、職工總數、工資總額、平均工資、勞動生產率、利潤等。國家計委統一管理、直接下達計劃指標的產品，1953年為115種，1956年為308種。國務院各部門直接管理的工業企業已由1953年的2800多個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個。國家統配的物資，1951年為33種，1953年為112種，1956年為342種。1953年開始實行“統存統貸”的信貸管理體制，各銀行發放貸款嚴格按計劃發放。

有研究者認為，如果維持新中國初期的混合經濟體制不變，中國可能避免“彎路”，較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假設其實難以成立。把一種過渡性體制固定化需要一定的條件，而客觀環境并沒有提供這種機會。而且，當人們憧憬于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美好前景時，很少有人會為市場的衰落而擔憂，因為當時看來這是一件遲早要發生的“好事”。應當承認，單一公有的全面計劃經濟體制曾在一定歷史時期發揮了積極作用，集中了有限的財力物力為國家建立起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經濟的局限性以及它的嚴重缺陷，是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逐漸顯露并為人們所認識的。

第二次轉型：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

國經濟體制的第二次轉型發生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與經濟體制的第一次轉型相比，這是個困難得多的過程。關于這次經濟體制改革有大量研究，但對歷史領域來說，這仍是一個新題目。本文第二部分將著重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因，以及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環節。

 (一)計劃經濟體制的困境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長達20余年。在這段時間里，國民經濟的發展大起大落，并未實現有計劃發展，而且長期處于短缺狀態，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始終憑票證供應。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在全面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后不久，中國領導人就多少意識到這種體制存在缺陷。最初感到的弊端主要是這種體制權力過于集中，統得過死，不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為此，曾做過一些改革嘗試。比較重要的一次發生在1958年。重點是向各級地方政府下放權力，變中央計劃經濟為地方政府計劃經濟。主要措施包括下放計劃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基建項目審批、投資和信貸管理權，財政權和稅收權，勞動管理權六方面的內容。這次改革造成了經濟上的混亂。1961年開始收權調整，重新將經濟管理大權收歸中央，經濟秩序得以恢復，但又重新走回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有限的改革嘗試都是在計劃體制框架內進行的，始終在“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中循環，無法擺脫出來。

這一時期，也有個別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和學者注意到市場問題。如陳云曾在1956年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和集體經營是主體，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社會主義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補充。經濟學家孫冶方、顧準在50年代中期，從經濟理論方面闡釋了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60年代孫冶方更是鮮明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些具有真知灼見的觀點當時或未受到重視，或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批判，但這畢竟是對計劃經濟迷信的最初挑戰，為日后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計劃經濟缺陷的暴露以及人們對這種缺陷的認識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在實行全面計劃的20年中，中國先后制定了四個五年計劃。值得注意的是，除“一五”計劃執行情況較好外，其他三個五年計劃并未真正執行，而是出于各種需要不斷調整和修改。從當時的情況看，這主要是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戰備等因素的影響；其深層次原因則是現在依據信息論所證明的，面對極其復雜的經濟活動，政府不可能預制周密的、符合實際的指令性計劃，計劃體制雖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動員各種資源，卻無法有效地配置資源。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們已明顯感到基層生產單位缺乏活力，經濟體制總體效率不高。

計劃經濟體制在實踐中的表現不如人意，是中國實行改革的重要動因；“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又出現兩個有利于實行改革的新因素。十年動亂結束之后，人們希望奪回失去的時間，加快四化建設成為全國上下的一致呼聲；與此同時，中國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中國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關系已實現了正常化，人們走出國門看到了真實的外部世界，也看到了實行對外開放的機遇。由此，中國的改革開放迅速啟動。

 (二)有明確對象卻無明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改革針對的就是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別是其中那些已為人們所認識到的弊端。然而，改革的目標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各種原因而難以確定，這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充滿了探索性和不確定性。

1.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改革思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即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這是因為經濟工作的領導者們，當時雖未考慮從總體上放棄計劃經濟，但經過近30年的實踐，已深感不能排斥市場經濟。

這樣一條思路在啟動改革開放之時就已形成。1978年夏秋之交，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就有人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觀點。1979年，陳云、李先念、鄧小平等先后就此表示了一些看法。陳云指出，以往計劃經濟的弊端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而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實行市場調節這一條。李先念認為，制定一個包羅萬象的計劃，“而且調節得很好，這是不可能辦到的”。鄧小平則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一些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思想更為解放，薛暮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1980年夏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寫道：“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這份文件被譽為中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份綱領性草案。

總的來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思路雖以計劃為重，但明確允許市場發揮重要的調節和補充作用，這就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空間。

2.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新經濟力量和非公所有制成分的出現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旦開始，很快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一方面，對計劃體制本身進行的改革受多方掣肘，進展緩慢；另一方面，允許市場發揮調節作用卻很快產生效果，形成連鎖反應。在“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口號的鼓舞下，市場要素重新生成，與市場相聯系的力量迅速成長，不僅原來的計劃體制受到沖擊，原先單一公有制的結構也開始改變。

與大多數人的印象不同，經濟改革首先從城市開始。粉碎“四人幫”后，國家經委就著手運作企業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試點工作展開，主要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直接從企業這個微觀層面入手，是與以往的一個重要不同。試點企業開始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獲得在計劃外采購部分生產資料、自行安排部分產品生產和銷售的權力，還有一定的浮動定價權。但放權讓利的改革面臨的問題不少，短期內也難以解決。不過，這一改革措施畢竟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計劃外生產和銷售的出現，也為市場的生成和發育、為非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和條件。

當改革在城市中摸索前行之時，農村出現了一股包產到戶的風潮。由于沒有資金投入，農村改革是以最廉價的方法啟動的，即調整政策，強調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這就導致了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各種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當決策層決定允許農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試驗時，改革率先在農村取得了突破。

允許包產到戶、鼓勵發展農村社隊工副業等一系列農村政策調整的結果，是造成了農產品自由市場的繁榮和農村企業的興起。不僅原來的社隊企業得到發展，農民個人辦的或聯合辦的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并很快成為農村企業的主力。1984年中央、國務院將社隊企業、部分社員聯營的合作企業、其他形式的合作工業和個體企業正式定名為鄉鎮企業。幾年時間，鄉鎮企業不僅創造出大量產值，而且在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提高農民收入、加速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鄧小平稱，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

城市改革在所有制方面取得突破是在大批知青返城之后。在計劃體制下，就業由政府統一安排，基本由公有制企事業單位接收。“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知青蜂擁回城，就業壓力激增，按照原來的辦法已無法解決就業問題。1979年，全國待業人員達2000多萬，其中回城青年700萬，留城待業青年320萬。許多城市發生請愿事件，影響到社會安定。于是，唯一的辦法就是放寬政策，廣開就業門路。不僅允許一些街道、企業、機關開辦新企業，也允許人們自謀職業。這樣，就出現了一批新的集體企業即所謂“大集體”和個體勞動者，私營(民營)經濟也因此獲得發展契機。在政府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一些鼓勵多渠道就業的政策措施后，1982年中共十二大和當年通過的新憲法都指出，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其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受國家保護。至此，個體經濟獲得了合法地位。

是否允許大量雇工，是民營經濟成長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大難題。個體經營的發展必然產生雇工現象。起初，由于擔心發展資本主義，明文規定只準“請1—2個幫手”，“最多不超過5個學徒”；但實際普遍超過這一限制，還有不少“雇工大戶”，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最初，中央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此后，有關部門經調查研究，認為雇工經營是必然趨勢，不可避免，應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將其納入軌道。對此，鄧小平表示贊同。他說，因為我們搞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雇工和過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勵大家動腦筋想辦法發展我們的經濟。雇工問題的解決使民營企業得以大量出現，民營經濟得以較快發展。

外資企業或者說外資經濟是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一支主要力量。1979年初，鄧小平提出“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隨著經濟特區的建立，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得發展機遇。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特區實行一系列特殊政策，不僅是中國引進和發展外貿的基地，也是中國有規模地建立市場經濟的試驗區。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各種類型的外資企業不僅在特區內，也在沿海地區甚至內陸地區建立起來。外資經濟由此成為中國經濟中一支活躍而重要的力量。

改革開放初期陸續出現的新興經濟力量，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雖然有的帶有公有制成分，有的屬非公成分，但基本都在原來的計劃體制之外。它們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微觀經濟主體，不斷創造和開拓市場，不斷沖擊著舊的計劃經濟體制。

3.在政府主導下形成的雙軌制及其利弊

采用雙軌制的方式實行過渡，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重要辦法。雙軌制不是一種預先的設計，而是在實踐中形成的。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為導向的思路漸趨明確的過程中，在政府主導下開始有目的地推行雙軌制，一方面培育和發展市場，另一方面改革原來的計劃體制。

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說，能否突破傳統的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的思想至關重要。一些直接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很快就認識到這一點。一批被稱為“改革派”的經濟學家直接提出，中國最終必須放棄計劃經濟，而把整個國民經濟改造成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但是，這種主張一時難以被大多數人接受。

經過幾年的改革，隨著各種新興經濟力量的出現，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即“體制外先行”，也就是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增量改革”的戰略。按照這一戰略，改革的重點不再放到計劃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而是放到非國有部門，在那里創建市場導向的企業，主要依靠它們實現經濟增長；而對計劃體制的改革，其重要目的之一是為體制外的增長創造條件。這一戰略突破了體制內改革的瓶頸，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最初潛伏著的雙軌制浮出水面。

從1984年起，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導向日趨明顯，雙軌制也在經濟活動中運行起來，并成為這一階段改革最重要的特征。這一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這是理論認識上的一大進步。

按照這一精神，在改革計劃體制方面，確定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三種管理形式，并根據“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的原則，逐步縮小了指令性計劃的范圍，即：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大量的一般性經濟活動，實行指導性計劃；其他實行市場調節。一些具體措施是，在投資體制方面，適當下放建設項目審批權限，實行“撥改貸”；在流通體制方面，取消農產品統派購制度，開辟商品批發市場等。對計劃體制的改革，逐步創造出了適合微觀經濟主體生存的市場環境。

價格體系的改革也同時啟動。主要內容是改革過分集中的價格管理體制，逐步縮小國家統一定價的范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范圍，使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主要措施是，允許企業有一定的產品自銷權，自銷產品可按市場價格出售。1985年，對自銷產品的定價完全放開后，生產資料供應和定價的雙軌制開始正式實行。此后，一物多價(即計劃價格、指導價格和市場價格)的情況比比皆是。價格雙軌體制可以說是雙軌制最主要的內容，但雙軌制并不局限于價格領域，在其他領域也不同程度地被采用。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指出：“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逐步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系”，“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這實際只是還沒有捅破那一層遮蓋市場經濟的“窗戶紙”。

在實行雙軌制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同時也出現了混亂，特別是在流通領域。在物價闖關失利、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中央決定實行治理整頓。之后，又明確提出要逐步解決生產資料價格的雙軌制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的最后解決是到了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實際結果是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并軌。

雙軌制作為一種漸進的改革措施，使得市場機制和計劃機制能夠同時并存，這就解決了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即一方面要進行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維持原有計劃經濟的運轉。這是因為，如果舊體制一下子停止運轉，必然會造成國民經濟的癱瘓，從而引發極大的社會混亂；同時，長期生活在計劃體制下的干部和企業職工，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經濟上也很難在短期內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這一點由于中國長期缺乏競爭機制和現代社會的保險和福利制度而顯得格外突出。歷史地看，無論雙軌制曾帶來多少問題，引起過多少爭論，但正是借助這種方式，中國才成功走出一條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

4.在改革開放艱難時刻建立的資本市場

對資本市場的需求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有所表現，隨著計劃體制的削弱和市場力量的增長，這種需求從多方面被創造出來。

在啟動改革開放之時，為利用國際資本市場，1979年以后中國陸續成立了幾家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81年初，財政部恢復發行國庫券。這兩項措施結束了中國人曾引以為自豪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歷史。“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也很快導致了股份制的嘗試。最早一批有影響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相繼向社會發行股票，甚至在小范圍轉讓交易。

1985年后，“金融市場”的提法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同時出現了最早的關于建立股票市場的提議，中央也開始注意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1986年11月14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紐約股票交易所總裁范爾霖先生，并把一張兩個月前上市的“飛樂”股票送給他做禮物。當時，股份制問題已逐漸突出出來，這件事被視為一個信號，受到海內外輿論格外關注，給當時積極推動股份制的人們以莫大鼓勵。1988年，社會上出現了建立規范化證券市場的呼聲。在“物價闖關”失利之后，中央除關注通貨膨脹、經濟過熱等宏觀問題的解決外，認為企業制度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牽涉到如何對待股份制、企業債券、股票、證券交易等等。建立資本市場的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由于這個問題十分復雜，政治上又很敏感，后來制造了一個代名詞，叫“長期資金市場”，只在內部研究，沒有公開討論。

實踐的要求、決策層的關注，為一批留學回國有志于此的年輕人提供了機遇。1988年9月8日，在萬壽賓館召開了“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會后，由幾個年輕人撰寫出《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這是中國建立規范化證券市場的第一套文件，后來被稱做“白皮書”。接著，這份創辦證券市場的“設想”被送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同年11月9日，姚依林和張勁夫在中南海聽取了研究小組的匯報。會上的話題，涉及了證券市場籌建、運行、管理以及有關理論認識的幾乎所有方面，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見。這包括：創辦交易所要同推進股份制結合起來，要采取“民間發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專家和研究借鑒海外成熟經驗，要“緊鑼密鼓”地抓緊研究設計，要從開始就注意解決市場監管和防范風險的問題，等等。這是中央對證券市場問題的第一次正式關注和推動。

此后，中國證券市場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起來。1989年3月，由幾家國有大公司出資建立了一個機構——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即“聯辦”)，這個機構的任務是研究和規劃在中國的環境下如何建立證券市場。1988年，北京還沒有一個可以做有價證券買賣的柜臺，只有上海、武漢、沈陽等七個城市存在個別分散柜臺，做一點國債買賣業務。但短短一年多后，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證券交易場所。1990年9月，當海內外許多人對中國改革如何繼續進行持觀望態度之時，《人民日報》披露了國務院關于籌備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決定。當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試運行；12月5日，聯辦創建的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開通；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營業。這一系列事件，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的正式建立。

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向世界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即中國在經歷了那場政治風波之后，仍將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它為中國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使已經出現的市場經濟有了資本市場這個高級組成部分。

回顧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在最初的13年里，雖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還沒有確定，但市場的力量不斷壯大，中國經濟的成分已不再限于單一公有制，而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與此同時，計劃經濟的社會覆蓋面日趨縮減，計劃體制的主導地位日漸動搖?？梢钥隙?，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計劃經濟之外已經形成了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體系，只是它還很不健全，還缺少一個名分，缺乏適宜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作為市場經濟體系的高端，資本市場的創建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定前夕，所采取的最后的、也是最關鍵的改革步驟。

(三)決定性的突破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性突破發生在1992年。最終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意味著中國的改革從此告別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進入了全面系統推進的階段。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也由此變得不可逆轉。

1.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在1988年和1989年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之后，關于改革究竟是以完善計劃經濟體系為導向，還是以最后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為導向的問題，再次引起理論界的激烈辯論。堅持“計劃取向”的一派提出，“市場取向等于資本主義取向”，“市場化”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容。

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時候，鄧小平再次發揮了巨大作用。事實上，鄧小平一直對那種把計劃經濟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的觀點持懷疑態度。90年代初，當理論界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時，他多次就市場經濟問題發表談話，反復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更加尖銳地提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的講話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加快改革，擴大開放，力爭經濟更好更快地上一個新臺階的專題方案。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明確贊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初步建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按照十四大確定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20世紀的最后幾年里迅速建立起來。

1993年秋，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一決定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定了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按照《決定》提出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配套推進價格、財稅、金融和外貿管理體制的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由指令性計劃轉為指導性計劃，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在建立市場機制的關鍵環節價格改革方面，政府的經濟管理部門大幅放開了競爭性商品的價格，價格由“雙軌”并為“一軌”。農產品解決了購銷倒掛的問題，理順了價格。到1993年，市場價格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的比重，已由1991年前的50.3％上升到93.8％，在農產品收購總額中由51.6％上升到87.5％，在工業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由36.4％上升到81.1％(71)。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基本形成。此后，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調節作用和資源配置作用不斷加強。

1997年秋季召開的中共十五大，進一步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解決了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論性問題，特別是關于所有制的問題。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該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提法不僅有利于國有和集體所有企業的改革，也有利于各種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隨后，有關內容作為一項修正被寫入憲法。

在進行上述一系列改革時，中國政府吸取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教訓，極其重視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工作。當1993年至1995年再次面臨通貨膨脹壓力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整頓金融秩序。1996年中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從1997年起又成功地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貨緊縮。在90年代后半期的復雜環境中，中國經濟基本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的局面。這表明中國已初步建立起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

至此，中國經濟體制第二次轉型的過程基本結束。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已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

3.成功實現經濟體制轉軌的原因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軌牽涉的不僅是經濟問題，也牽涉大量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在實行轉軌的國家中，中國可以說是最為成功的。大致分析起來，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國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有深刻的歷史經驗教訓。對此，領導者、干部和人民群眾都有切身體會。在實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雖然人們對如何實行改革開放常有爭論，但都認識到中國不改革、不開放就沒有出路。改革開放的口號始終起著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有經驗豐富、眼光遠大、極具智慧的領導者。如鄧小平、陳云等人，他們是以往經濟建設的領導者，在“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