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如何認識和判斷戰略機遇期？怎樣抓好用好戰略機遇期？請看一組專家筆談。

　　戰略機遇期并非“天上掉餡餅”

　　◎ 孟祥青

　　近年來，隨著我國安全形勢特別是周邊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對于我國是否還擁有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問題引發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甚至有人認為我國的戰略機遇期窗口已經關閉。我認為，對于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及抓住并利用好機遇期的關鍵在于自身，而非完全由客觀條件所決定。

　　一、 如何認識中央關于戰略機遇期的判斷

　　1. 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個政治判斷。中央關于戰略機遇期的判斷首先是一個政治判斷。將戰略機遇期簡單地理解為技術層面的或者經濟等某個領域的發展機遇期，不符合中央對于戰略機遇期的最早判斷和長遠戰略考慮。回首過往，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當年關于改革開放的決策與其作出和平發展的戰略判斷以及世界戰爭打不起來的判斷在時間點上是不一致的。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就已經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而關于和平發展、世界戰爭打不起來的判斷則是在1985年年底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才明確提出的。之所以說鄧小平對于和平發展的判斷是一種政治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世界大戰能否打起來，并不是必定要發生或必定不發生的客觀事實，而是取決于各個大國包括中國與整個世界格局之間的互動關系，即它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一種趨勢，是可以通過國家的行動和努力改變的。因而對于需要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中國而言，就應該而且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上來，不斷努力引導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為自己創造所需的和平環境。

　　其次，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一經做出，就明確了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這就決定了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沒有世界大戰的外部環境，而通過主觀努力去積極爭取就變得十分重要。此時看問題的角度就有了新的變化，不僅要看到美蘇爭霸導致世界局勢緊張的一面，更要看到美蘇力量相對均衡成為了制約戰爭的重要因素。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央做出戰略機遇期的判斷首先是個政治判斷，從政治上確保21世紀中國能夠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能夠繼續沿著發展的大目標前進，力圖把全黨的認識再度集中統一到和平發展的大前提和大背景之下，以便我們能夠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

　　2. 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個大勢判斷。所謂戰略機遇期，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的一個重大歷史契機。這種判斷不僅是對現在所面臨環境的客觀分析，而且也是對未來整個世界大勢和國家發展大勢的判斷。未來世界發展大勢就是和平、發展、合作，盡管在某些時期、某些階段會有矛盾、沖突甚至局部戰爭，但這些都改變不了世界總體趨勢。當年鄧小平關于和平發展時代主題的判斷，也是基于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本質變化的前提下做出的。這個判斷實際上就是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因為冷戰結束后，引發世界大戰的條件——“兩極格局”已經不復存在。大國之間的矛盾、沖突、合作與對話雖是并行不悖的，但大國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種對于大趨勢的判斷要求我們從戰略長遠的角度出發，不要被一時一地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所干擾、所迷惑，要順著大趨勢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樣，黨的十八大作出的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也是對世界大趨勢和我國面臨的大的外部環境的總體判斷。

　　3. 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個辯證判斷。這里講的辯證判斷并不僅是我們所說的機遇和挑戰并存，而是指在一定條件之下危機與機遇之間的相互轉化。危機并非一成不變，它可能會向兩個方向轉化：如果應對得好，危機將可能成為國家和民族實現重大跨越的機遇和千載難逢的機會；但若應對不好，安全風險便會隨之進一步加大。有時，雖然無法控制和避免某些危機的發生，但也不應害怕危機，在遇到危機時，也往往是解決危機、實現跨越的最佳時機。“戰略機遇期”不會從天而降，我們必須關注和研究在何種條件下危機會轉換為機遇，努力從危機中創造戰略機遇。

　　二、如何處理戰略機遇期與國內外重大危機事件之間的關系

　　1.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并非只有危機，更有機遇。“戰略機遇期的時間窗口已經關閉”的觀點，是基于國際上的兩件大事所作出的判斷：一是歐美債務危機，一是西亞北非劇變。但是戰略機遇期和歐美債務危機、西亞北非變局到底有怎樣的聯系？能否因為這樣一些變局和變化，就說戰略機遇期結束了呢？其實并非如此。

　　在未來三到五年內，歐美債務危機對美國、歐洲而言，意味著他們將把主要資源和精力放在脫困療傷、重振經濟、戰略收縮、體制變革上，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戰略選擇。中國雖然也處在經濟發展的困難和轉型時期，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也有很大難度，但基于過去30多年的積累，我國比歐美的處境要好得多，7%－8%的增長率仍然比西方國家要快，我國在經濟上仍然具有相對優勢，這便凸顯了我們的機遇。西亞、中東、北非的劇變也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影響，而且這個影響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無論怎樣它產生的沖擊是潛在的，而非現實的。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啟示我們：對于危機的處理以及抓住并利用好戰略機遇期，關鍵在于戰略選擇、政策制定和策略運用，而非完全由外部和客觀條件所決定。如果我們不走改革開放的路子，即使外部環境很有利，我們也取得不了今天的成就，但我們堅持了改革開放政策不動搖，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不動搖，即使外部環境一時出現惡化，我們也能應對自如，穩坐“釣魚臺”。

　　目前，我國周邊形勢趨于復雜，這是我們面臨的客觀事實，但我們也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在看到環境趨于復雜嚴峻的同時，也要看到周邊環境當中還孕育著新的希望。如南海局勢升溫，釣魚島危機事件發生，但臺海形勢仍然是呈現緩和的趨勢；在北部，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繼續鞏固；在西部，上合組織的深化和擴大都面臨著機遇。

　　2.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是緊緊抓住并利用好戰略機遇期的關鍵。戰略機遇期會存在多久，以及是否會真正屬于我們，關鍵取決于我們自身的戰略選擇、政策制定、策略運用。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歷程也證實了這一點。大國崛起都經歷過機遇期，但為何有些國家夭折了，而有些國家卻崛起了？這主要取決于大國在關鍵時期的戰略選擇是否正確。國家崛起需經歷三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是大國崛起的準備期。我國改革開放30年順利渡過了這一時期。二是大國崛起的摩擦期。來自于國內外的反崛起勢力開始對崛起國進行打壓，如果頂不住壓力，戰略選擇發生重大失誤，就會敗在這個時期。所以這個時期往往也被稱為大國崛起的關鍵期、轉型期、高危期、孤獨期、矛盾凸顯期，也是大國崛起中危機頻頻爆發的時期。三是大國崛起的接納期。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未實現崛起的國家都失敗在第二個時期，即在大國崛起的摩擦期中遭遇失敗，而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而根本上是主觀原因，即戰略選擇的失敗。中國現在正處于和國際社會、周邊國家戰略摩擦的高發期，所以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崛起中的巨大考驗時期已經來臨，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我們只有經受住考驗，才有可能實現崛起目標。

　　（作者：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抓住戰略機遇期，必須有明確的戰略機遇觀

　　◎ 胡文龍

　　對我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認識與判斷，關系對我國未來發展前途命運的把握及其決策部署的制定。因此，必須確立正確的戰略機遇觀念并努力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戰略判斷。戰略判斷需要理論支撐和指導。從戰略機遇觀念上說，主要有以下五點值得探討。

　　一是戰略機遇本質是“利好”的。戰略機遇期實際是指特定的有利環境和條件及其時間段。也就是說，戰略機遇一定是好事，不是壞事，一定是利事，而不是害事。如果是壞事，那就不是機遇了。不管這種“利好”表現為何種方式，是明顯的、一眼就看見的，還是潛在的、隱藏在挑戰之中的，需要透過現象抓住本質觀察并要創造的，但都必定是好事，是前景光明的。如果對戰略機遇期的這種“利好”的本質特征沒有明確的統一認識，就很難擁有判斷的標準，也就無法進行我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戰略判斷。

　　二是戰略機遇存在順境和逆境兩種表現方式。嚴格地說，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在生存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都會不斷地面臨戰略機遇，且機遇與挑戰并存。只是有時表現為順境，即有利環境和條件比較多，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機遇大于挑戰；有時則表現為逆境，即眼前不利環境和條件比較明顯，阻力較大，障礙較多，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挑戰大于機遇。順境戰略機遇期比較容易理解，但對于逆境戰略機遇期，就未必個個能見能信了。而這恰恰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確立的戰略機遇觀。順逆境戰略機遇總是輪流出現的，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一個國家和民族，不可能一帆風順。當順境戰略機遇出現時，好事較多，但也暗藏壞事，目前我們所面臨的逆境，不正是在順境條件下產生的嗎？當逆境戰略機遇出現時，從眼前看、表面看，往往似乎困難重重，但其中暗藏著可以轉化的有利因素。別的不說，抗日戰爭初期，面對亡國危機，卻同時存在著中國革命大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清醒地看到并緊緊地抓住并利用了這種戰略機遇，加快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因此，把戰略機遇局限在一種模式下來觀察，是不符合社會矛盾運動客觀規律的，是片面的。這種觀念容易把人們對戰略機遇的認識形成誤導，導致人們把戰略機遇看走樣。因此，必須認識到戰略機遇有不同的存在方式。不同存在方式的戰略機遇，都是機遇與挑戰的社會矛盾運動，都具有“利好”與“災害”的雙重性，只不過“利好”與“災害”的出現順序、時機不同而已。有時是大利在先，大害在后；有時是大害在先，大利在后。高明的戰略領導者的過人之處，就是能夠見利知害，見害知利，進而趨利避害，抓住機遇，用好機遇，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般不要輕易地說，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存在了。

　　三是否定戰略機遇就是看不到光明前途。我們常說，戰略機遇期對我國發展極其重要。那么這種重要性究竟在哪里？我認為，就是在于戰略機遇的存在事關國家的前途命運。也就是說，看不到戰略機遇，無異于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光明。說戰略機遇期沒有了，無異于說前途沒有了。說戰略機遇消失了，無異于說沒有希望了。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天無絕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說的就是這個規律。因此，只要我們不局限于一種存在方式去認識和把握戰略機遇，就不會只看到光明，看不到黑暗，或者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更不會不去審時度勢，適時地對戰略機遇存在方式作出新的正確判斷，進而作出新的戰略調整。

　　四是判斷戰略機遇必須客觀準確。理論聯系實際，努力使自己的主觀盡量符合客觀實際，歷來是我們黨強調的思想作風。然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最初也常犯大錯誤。對國家發展戰略機遇的認識和判斷也不例外。大革命時期，有時明明是革命低潮，可有人卻認為是革命高潮。有時明明是逆境，可有人仍然認為是順境，甚至按順境思維。因此，客觀地認識和把握戰略機遇，努力使自己的戰略判斷符合客觀實際極其重要，否則知行脫節，對戰略機遇存在的方式變化視而不見，必將導致戰略判斷和決策失誤，斷送國家的前途命運。這一點，實為戰略指導之要。在對我國戰略機遇期的戰略判斷上，既要反對盲目樂觀論，也要反對盲目悲觀論，更要反對視野狹隘論。

　　五是中美關系特別是美國的中國政策對戰略機遇影響重大。中美關系因世界戰略格局變化而變化，同時又深刻影響世界戰略格局演變。有人說，中國發展得益于美國，這話有一定的道理。這個道理就在于美國既可以讓我們發展得益，也可以讓我們發展受挫，關鍵在于其對中國持什么態度和政策。同樣，中國也可以影響美國。鄧小平曾經說過，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可以說好壞都有見證。因此，判斷我國戰略機遇期，重點關注中美關系特別是美國因素極其重要。

　　（作者：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判斷中國戰略機遇期，美國要素居首

　　◎ 喬 良

　　中國正處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今天不管國內有多少問題亟須解決，都無法漠視一個強大的對手——美國。中國面對的所有麻煩，最后總能和美國聯系起來。只要中國的大國興起之路還沒有完成，中美之間的博弈就不會停止。黃巖島、釣魚島為何在此時引發如此大的爭端？假如沒有美國的金融危機，由此引起的美國國力衰退，繼而決定戰略重心東移，我國面臨的局勢不會這么緊張。所以，不能把釣魚島爭端僅僅看成是中日爭端，也不能把黃巖島沖突僅僅看成是中菲沖突。美國因素如何深刻地影響中國，國人必須清晰知曉。

　　中國能否實現大國興起，在于本世紀美國霸權衰落會給新興國家騰出多大空間。近年來，美國在虛擬經濟這條道上越走越遠，無法解決美元霸權和實體經濟恢復之間的結構性矛盾。40年前建立美元霸權后，美國人把低端制造業一股腦地轉移到別國，尤其是中國。然后美國人開始了靠印刷美元就能過上好日子的幸福生活。但如此一來，美國的經濟在資產負債表上就很難看，因為要獲得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和權力就必須輸出美元，同時從各國購進資源和產品，這就必然使自己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狀態。盡管這種“逆差”對于掌握著定價權的美國來說，是一樁用“綠紙”換別人實物財富的美事，也是人類貿易和貨幣金融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觀，但這種地位和權力卻只能通過始終讓自己處于最大貿易逆差國地位才能獲得，而這種逆差比順差更占別人便宜的狀態，一旦由于美國重新恢復實體經濟，生產并出口大量實物產品而轉變為順差國，就會自行消失。這也就是美國過去40年間有37-38年經濟始終處于逆差、財政處于赤字狀態而不愿糾正的秘密所在。這一切始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脫鉤之后的美國真正變成了一個金融帝國，或者說建立在紙幣上的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嶄新文明的起點。美國由此開始成為靠印刷美元從全世界獲利的國家。這也是歷史上第一個用如此不平等、又如此讓人不易察覺的方式從全世界“攫取”財富的國家。

　　甘蔗沒有兩頭甜。今天，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重創美國，而美國要想經濟復蘇和提高就業率就必須重新面對再工業化，必須重新恢復美國的實體經濟。但這基本上很難做到。美國今天已經是一個人力成本極高的國家。一個普通的美國熟練汽車工人，每小時工資75美元，而在中國同樣的工人每小時工資只有75美分。哪一個美國的企業家會置巨額利潤于不顧，而去恢復美國的實體經濟？而更讓奧巴馬和美國的經濟界解決不了的問題是，假定美國以它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力量，真的充分恢復了制造業，如此一來，美國就必然要向國外輸出產品，也就開始產生順差，產生順差時怎么輸出美元呢？不能輸出美元，還能是個美元帝國、金融帝國嗎？沒有了美元霸權的美國將不再是霸權國家，就會退回到一個普通國家。就像今天的英國一樣。美國自然不愿丟失在過去100年里煞費苦心所建立起來的霸權，于是其戰略重心東移就在這一刻凸顯出必然性和重要性。

　　重返亞洲，一方面是要打擊中國對美國可能存在的挑戰，另一方面是不放棄亞洲經濟在中國的帶領下可能給美國帶來的最后機會。美國人的策略很簡單，當經濟繁榮時——水漲船高，他國都是水，美國是船，船永遠漂在水面之上；全球經濟下滑時——水落石出，他國還是水，美國是石頭。美國總能把自己露出來，壓人民幣升值，提高關稅壁壘，挑動菲律賓在黃巖島、日本在釣魚島制造麻煩，用這些麻煩絆住中國的手腳。這些麻煩放在大戰略的視角上看，其實都是一種側擊。真正主攻的是不讓中國獲得挑戰美國的機會，不讓中國真正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

　　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戰略策略應對。

　　（作者：空軍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