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旅行社報名出國旅游，最終組織出去的卻是另一家。日趨紅火的“出國游”，催生了旅行社行業內臺面下的“倒客”交易。一些不具備資質的小型旅行社，通過招徠想出國的游客，幫助他們與有資質的公司取得聯系賺取傭金。然而這種形式不僅本身游走在法律邊緣，背后更是隱患重重。
游客滯留國外引發官司
2012年3月，華昌旅游公司將自己招徠的13名出國游游客“倒”給了某國際旅行社濟南分公司（下稱國際旅行社），華昌公司同時向該國際旅行社提供了一份擔保函，約定13人隨國際旅行社赴韓國旅游，華昌公司保證游客在韓國期間遵守當地相關法律法規、風俗習慣，隨團同進同出，若發生滯留不歸者，華昌公司愿意無條件賠償給國際旅行社8萬元/人。
根據經驗，華昌公司認為，大多數游客不會滯留不歸，都會聽從團隊安排，除非背后有其他緣由。
然而很不幸，在游客們交了錢，辦理了出境手續，踏上旅途后，華昌公司不愿意看到的“意外”發生了。3月19日，當這批旅游團隊員返程時，該公司招徠的兩名游客于某、戚某不見了蹤影。5月4日，國際旅社行要求華昌公司承擔違約責任，遭到拒絕后，國際旅行社向法院提起訴訟。
8月20日，經濟南市歷下區法院開庭審理，認為雖然兩家旅游公司之間沒有簽訂旅游的有關合同，但通過游客，雙方已形成事實的旅游合同關系。華昌公司出具的擔保函雖為單方承諾，經國際公司認可，也沒有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應認定合同有效，故判華昌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向國際公司支付擔保金16萬元及利息。目前，該案已執行完畢。
“倒客”擦邊球擊中制度盲點
華昌公司依法被判賠，但其卻認為，自己落入了“潛規則”的陷阱。
能組織“出國游”的旅行社需要具備一定資質，并經過行業管理部門審查及批準。經批準后，才能到工商行政部門注冊。有了行業準入的限制，不具備資質的小型旅行社企圖“曲線救國”，對外招徠游客介紹給有資質的旅行社（簡稱資質社）。華昌公司這樣的小旅行社，通常對資質社出具擔保函，保證如果游客滯留或違反所在國家法律、風俗等，甘愿受罰。如果發生游客滯留，目前業內的處理辦法是旅行社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如滯留者被找回，組團旅行社受到主管單位的批評教育，也算有驚無險；如滯留者沒被找回，往往最終的結果是旅行社接受主管單位懲罰，一般滯留一人約罰萬元。“如果某些有資質的旅行社送走一人，跟游客索要5萬元，真想借機偷渡的人肯定愿意。出國后，旅行社故意放任游客不歸，疏于對游客身份證、戶照的管理，游客真不回來了你到哪里去查？旅行社回來向主管單位繳納萬元罰款后，還能從出具保函的公司得到賠償，兩面‘撈大了’。”華昌公司的業務人員認為，由于懲罰力度不大，且確實存在人員管理困難，確有公司與不法旅客惡意串通，明里是出國游，其實成了幫助偷渡。他進一步“揭底”：“有些資質社專門‘宰’小公司，協助游客暫時滯留，不久后安排其通過其他方式歸來，或讓他們自行回來，其他公司很難查究明白，然而這么一滯一回，就輕松詐取我們每人數萬元的擔保金！”
出游環境呼喚法制保障
華昌公司是否被“坑”，還有待事實的證明，然而旅行社在出國游的組織等方面確實存在部分規則盲區。歷下區法院副院長顏承奎表示，這種以提供招徠游客服務而生存的大小旅游公司間的生物鏈本身就不科學，也不合法，卻在無法律明禁的情況下打出無數擦邊球。
首先，小旅游公司本身無出國游資質，就不應當招徠出國游客。其次，旅游公司出具的擔保函與法律定義的擔保有區別，擔保法中的擔保是為促進債權的實現，主要在經濟合同中適用，一般是對主合同債權的擔保，而旅游公司的擔保卻具有很大的人身權性質。“對人行為的管控很難，因此這種擔保函的效能是非常有限的，且在類似擔保中，主合同往往并不明確具體。游客一旦隨資質社出國游，就像車輛幾經轉手，實際駕駛者與所有人不一樣了，肇事后再追究車主的連帶責任顯然失當，因此他對車的管控能力已經很小。我們應該追問，沒有資質的旅游公司出具這種擔保函有效嗎？有資質的旅游公司獲得擔保函就撇清對隊員滯留等問題的責任了嗎？這種類似建筑業轉包的行為規范嗎？”再次還有對惡意串通的認定，普通當事人很難有證據證明，對有否簽訂主合同影響的責任分擔等，諸多細節都與游客的利益、安全息息相關，但均無制度層面的有力回應。“近年來，隨著出國旅游人數日益增多，出國游應該有更嚴格的行業標準。”顏承奎認為，這樣的糾紛已非民法層面可以完全解決的，需要刑法、行政法與民事協調一致、相互呼應的制約，才能避免為了商業利潤鋌而走險的行為。他認為，全方位、不同層次地明確旅游企業法律責任，嚴禁不具資格的旅行社拉客行為正是制度當下急需解決的。（本報記者 劉曉群 通訊員劉科 羅琳）